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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公司里面大大小小的人在外人看来都是时代的幸运儿。因为,虽然对于一个公司来讲,赶上一次浪潮不能保证它长盛不衰;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讲,一生赶上这样一次浪潮就足够了。对于一个弄潮的年轻人来讲,最幸运的莫过于赶上一波大潮。要预测未来是很难的,但是看看过去和现在,我们也许能悟出一些道理。我愿意借谷歌黑板报的空间,将我这些年来看到的和听到的人和事拿出来与大家分享。我会谈一谈我对每次浪潮的看法,对上述每个公司的看法,以及对其中关键人物的认识。在极度商业化的今天,科技的进步和商机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也要提到间接影响到科技浪潮的风险投资公司,诸如KPCB和红杉风投(Sequoia)以及百年来为科技捧场的投资银行,例如高盛(GoldmanSachs)等等。Sequoia是加州的一种红杉树,它是地球上最大的(可能也是最长寿的)生物。这种红杉树可以高达一百米,直径八米,寿命长达两千两百年。1972年,投资家唐纳德.凡伦汀(DonValentine)在硅谷创立了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以加州特有的红杉树命名,即SequoiaCapital。该公司进入中国后,取名红杉风投。但是AT&T的麻烦也伴随着公司的发展而来,美国政府司法部盯上了它。1913年,根据司法部的金斯堡(Kingsburg)协议,AT&T不得不收敛一下它的扩张。1925年,它甚至将除加拿大以外电信业务分离,专注于美国市场。这次收缩歪打正着,使它成功地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中存活下来。可以想象,如果当初AT&T的摊子铺得太大,躲过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会小得多。事实上,很多道琼斯工业指数中的公司都没有逃过那次经济危机。大萧条后,AT&T公司恢复得很快,二战后,美国的电话普及率达到百分之五十。贝尔实验室也是成果倍出。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二战中,贝尔实验室的天才青年科学家香农提出的信息论。信息论是整个现代通信的基础。到五十年代,AT&T发展到美国政府司法部不得不管一管的地步了。1956年,AT&T和司法部达成协议,再次限制了一下自己的行为。反垄断法逼着AT&T靠科技进步来提升自己的实力。因此,AT&T巩固了自己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1948年,AT&T实现商用的微波通信,1962年,它发射了第一颗商用通信卫星。尽管有些小的竞争者存在,它们无法撼动AT&T的根基。去柬埔寨做网赌最近,随着Google基于Android开源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问世。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厂商诺基亚宣布它可能会开放它智能手机的操作系统Symbian。但是,我个人预测诺基亚这件事做不成,或者说做不彻底。它会开放一些源代码,目的是让别人为它做软件,而不是帮助别人做兼容诺基亚的手机。因为选择后面这条路,就断了它自己的财路。诺基亚和微软不同,后者本身不做手机硬件,靠单纯卖手机操作系统挣钱,世界上采用它的操作系统的手机商家越多越好。诺基亚在手机领域相当于二十年前苹果在微机领域一样,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手机本身挣钱,别的牌子的手机卖多了它自己的就卖少了。这也是由于诺基亚作为手机厂商的基因使然。Google则不同,它从来没有想去挣硬件的钱,而只是希望人们通过硬件来使用它的搜索。因此,它希望采用它的Android手机操作系统的制造商越多越好。由于诺基亚和Google的基因不同,商业模式不同,在手机领域的做法就会不同,当然最后的结果也会不同。

去柬埔寨做网赌要做到高回报必须首先选对题目。一个好的创业题目最要紧的是具有新颖性,通常是别人没想到的,而不是别人已经做成功的。很多创业者喜欢模仿,虽然这样也有成功的可能,却不可能为风投挣到几十上百倍的投资回报。比如中国九十年代出现了很多做DVD机的厂家,早期的几家挣到了钱,后面的几百家都没挣到什么钱;其次,创业的题目不能和主流公司的主要业务撞车。九十年代时,风投公司对软件公司的创业者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要做的事情,微软有没有可能做?”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如果回答“可能”,那么风投基金的总合伙人接下来就会说“既然微软会做,你们就不必做了。”如果回答是“不会”,那么总合伙人又会说“既然微软不做,看来没必要做,你们做它干什么?”二零零零年后,风投公司还是对软件和互联网的创业者问这个问题,只是微软变成了Google。这个例子说明,如果创业的项目和微软和Google这样的公司的业务有可能撞车,那么失败的可能性极大。风险投资公司每一次融资便成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它的寿命从资金到位开始(CloseFund)到所有投资项目要么收回投资、要么关门结束,通常需要十年时间,前几年是投入,后几年是收回投资。一个风险投资公司通常定期融资,成立一期期的风险基金。基金为全体投资人共同拥有。风险投资公司自己扮演一个称作总合伙人的角色(GeneralPartner),其它投资者称为有限合伙人(LimitedPartner)。总合伙人除了拿出一定资金外,同时管理这一轮风险基金。有限合伙人参与分享投资回报但是不参加基金的决策和管理。这种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能保证总投资人能够独立地、不受外界干扰地进行投资。为了监督总投资人的商业操作和财务,风投基金要雇一个独立的财务审计顾问和总律师(AttorneyinGeneral),这两个人(或者公司)不参与决策。风险投资比炒股要凶险得多,一旦出错,基本上是血本无归。为了减少和避免错误的决策,同时替有限合伙人监督总投资人的投资和资本运作,一个风投基金需要有一个董事会(BoardofDirectors)或者顾问委员会(BoardofAdvisors)。这些董事和顾问们要么是商业界和科技界的精英,要么是其它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人。他们会参与每次投资的决策,但是决定由总投资人来做。1994年,投资网景四百万美元获得其25%的股权,回报250倍(以网景公司卖给美国在线的价钱计算);-

今天,刚十岁的Google,在全球搜索市场的占有率已经超过了50%(根据Comscore,Nelsen和Hitwise等第三方公司的提供的数据)。Google从搜索业务带来的营业额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已经受制于整个互联网上商业的增长。Google的增长率也由早年的每年翻番,到前年2006年的70%,去年2007年的50%和今年统计到第二季度的30%。因此,这个时候像Google这样的公司发展的关键是开拓新的增长点。留心各大公司图标(Logo)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几乎所有大公司的图标和名称字体都是一种简单的颜色设计,尤其是在二十年前。至今很少有公司像Google那样使用明暗分明的彩色图标。我的这位朋友告诉我,这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彩色印刷比单色(和套色,比如普通黑字套蓝色)印刷要贵得多,公司初办,必须本着能省一点是一点的原则,如果一个公司所有的文件和名片都采用彩色印刷,办公成本将增加;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所有的传真机和绝大部分复印件都是黑白的,印有彩色图标的公司传真不仅不可能像原来彩色的那样好看,而且有些颜色可能还印不清楚。这样不仅让商业伙伴感到糊涂,还不容易给客户留下深刻印象。他告诉我,很多年轻的创始人喜欢为自己公司设计漂亮的彩色图标,实际宣传效果并不好。比如下面一个漂亮的彩色图标:首先,斯坦福大学在专业设置上覆盖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合集。在美国大学里有个普遍的看法(也许是偏见),“哈佛的人能写不能算,麻省的人能算不能写”,反映出哈佛侧重文科而麻省侧重理工科。(实际上哈佛有世界上最好的数学和物理学专业。)而斯坦福的人文理兼修。在美国一个大学的综合排名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关键看专业的好坏。美国最热门的专业首推医学,然后是法律、工程和商业。一个学校的历史专业或者政治学专业再好,在社会上也没有什么影响。斯坦福大学是美国唯一一个在这四大热门领域都名列前茅的学校。它的商学院和哈佛商学院长期以来并列美国第一,它的法学院仅次于耶鲁大学排在第二,它的工学院仅次于麻省理工也是第二名,斯坦福医学院也在美国前十名。和斯坦福相比,美国其它大学都显得有些缺胳膊少腿:哈佛和耶鲁的工科很弱,普林斯顿和麻省理工没有医学院和法学院。去柬埔寨做网赌虽然目前华为的市场占有率按营业额计算只有思科的四分之一,但是前途不可限量。这不仅因为华为以比思科更快的速度发展,更重要的是华为将思科拖入了“中国制造”效应的阴影中,这是后者极不愿意的。我们在以后会专门讨论“中国制造”的效应。它基本的影响是,当一个原本只能在美欧生产的产品,经过一段时间则可以过渡到日本和韩国,进而落脚于中国。美欧公司能赚钱的时间只有从美国到中国这段时间差,以前这段时间可以长达数十年,现在只有几年。一旦一项产品可以由中国制造,那么它的利润空间就会薄到让美欧公司退出市场。现在,思科和华为的竞争就是在这种阴影笼罩下。因为华为已经可以生产和思科匹敌但是价格便宜许多的低端网络设备,因此,思科相应产品的利润已经被华为封顶。思科内部存在一个和IBM类似的问题,一些部门虽然毛利率相比整个行业并不低,但是扣除研发、市场和管理等费用,就成为亏损部门。在华尔街的压力下,它不得不放弃这些低利润的产品。当然,思科在高端产品和新产品上的优势是华为短期内无法相比的,但是,如果一个公司只剩下高端产品,那么它就在也不能成为全行业的垄断者。

太阳公司名称的由来很多人不知道,它其实是斯坦福大学校园网(StanfordUniversityNetwork)的首字母缩写。当安迪.贝克托森AndyBechtolsheim(我们以后介绍Google时还会提到他)还是斯坦福大学研究生时,他设计出一种“三个百万”的小型图形计算机,称作图形工作站(GraphicWorkStation)。这“三个百万”是指每秒一百万次的运算速度(现在微机的万分之一)、一百万字节的内存(今天PC的千分之一)和一百万象素的图形显示器(比今天的微机显示器低、比手机高)。但是,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先进的了。贝克托森采用了摩托罗拉68000处理器,并用了一种当时很先进的内存管理器芯片来支持虚拟内存。和一般微机不同,网络功能是其必选项。贝克托森开发出原型机Sun-1后,便于1982年和斯科特.马可尼里(ScottMcNealy)等斯坦福毕业生从学校出来创办了太阳公司。马可尼里担任了公司的CEO,直到两年前退休。半年后,公司便盈利了。这是我知道的最快实现盈利的科技公司。四年后的1986年,太阳公司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当时的股票代号是SUNW,即太阳工作站的缩写,而不是今天的JAVA。要夺回市场份额,最根本的办法是改造自身,提高竞争力,IBM的郭士纳和英特尔的格罗夫,包括惠普后来的CEO赫德就是这么做的。但是,这需要有真本事。而最简单、最快的方法是买市场,即买入一家公司。菲奥莉娜是公司并购的行家里手,她看中了当时还占微机市场份额第二、但是江河日下的康柏公司。菲奥莉娜的提议遭到了包括惠普两个创始人家族在内的反对。不少股东担心本来已经盈利不佳的惠普,再背上一个亏损的康柏,最终将拖垮惠普。当时Dell占美国微机市场的31%,而康柏加惠普占37%。菲奥莉娜的如意算盘是通过合并打造世界最大的微机公司,形成对戴尔的优势。其实,惠普在和Dell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的根本原因在于,惠普的问题是资金周转不够快。Dell的资金一年大约可以周转两次以上,而惠普只有一次。也就是说,即使Dell的利润率只有惠普的一半,它也可以获得和后者相同的利润。这样,Dell计算机降价的空间就很大,很容易占领市场。显然收购康柏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谈到数字信号处理器,业界的人都会首先想到德州仪器公司(TI)。德州仪器公司历史和摩托罗拉差不多长,经历也类似,从给军方提供无线电产品起家。八十年代初,即AT&T之后,TI和摩托罗拉几乎同时推出了自己的DSP,TSM320系列和M56000系列。德州仪器的第一代TSM320C2X是十六位定点处理器,在精度上略显不足,由于是定点处理器,所有的浮点计算要由编程人员改为定点实现,使用也不是很方便。摩托罗拉的M56000系列一开始就是24位,精度对于当时的应用绰绰有余,应该讲性能在TI产品之上。但是,学过计算机编程的人可能都知道,这种不伦不类的24位处理方式使用起来会很别扭。很快德州仪器推出了三十二位的TSM320C3X系列,虽然价钱较摩托罗拉的DSP贵,但是由于在32位处理器上开发产品容易,因此大家还是喜欢用TI的DSP。由于摩尔定理的作用,摩托罗拉M56000在价格上的优势越来越不明显,而它在开发成本上的劣势渐渐显示出来,在DSP上,它与TI的差距一天天拉大。我至今搞不懂为什么摩托罗拉要做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24位DSP。也许是它考虑到客户购买的成本,但却忽视了客户使用的方便性。说得重一点,摩托罗拉低估了摩尔定理的作用,过分看重制造成本而忽视了开发成本:前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后者则增加,因此它的产品从发展的角度看略逊于TI。另外提一句,摩托罗拉的中央处理器68K系列中早期的产品也是这种不伦不类的24位总线。应该讲,虽然IBM最先研制出今天通用的个人电脑,但是在从八十年代开始的信息革命中,IBM不情愿地成为了落伍者。同时,一个新的霸主微软横空出世。到八十年代末,由于微机性能每十八个月就翻一番,微机慢慢开始胜任以前一些必须要大型机才能做的工作。这样,微机开始危及到大型机的市场。IBM出现了严重的亏损,有史以来第一次开始大规模裁员。这段时期,是IBM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当时有人猜测IBM是否会倒闭。

第二、被投公司最好处在一个别人没有尝试过的行业,即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比如在苹果以前,微机行业是一片空白,在Yahoo以前,互联网还没有门户网站。这样的投资方式风险很大,因为以前无人能证明新的领域有商业潜力,当然,回报也高。这种投资要求总合伙人的眼光要很准。相对来讲,红杉风投的合伙人经历的事情较多,眼光是不错的。风险投资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科技公司创办的过程。在美国,一个新兴的科技公司(Startups)的创业过程通常是这样的:来自思科公司的工程师山姆和IBM公司的工程师强尼发明了一种无线通信的技术,当然这种技术和他们所在公司的核心业务无关,两人觉得这种技术很有商业前景,他们就写了个专利草案,又花五千美元找了个专利律师,向美国专利局递交了专利申请(关键之一,知识产权很重要)。两个人下班后以及周末的所有时间全泡在山姆家的车库里用模拟软件Matlab进行模拟,证明这种技术可以将无线通信速度提高五十倍(关键之二,是否有数量级的提高是衡量一项新技术是革命性的还是革新性的关键。)两个人想了好几种应用,比如代替现有的计算机Wifi,或者用到手机上,于是在原有的专利上又添加了两个补充性专利。强尼和山姆于是拿着自己做的Powerpoint投影胶片、实验结果和专利申请材料到处找投资者,在碰了七八次壁以后,找到了山姆原来的老板,思科早期雇员亚平。亚平从思科发了财后不再当技术主管了,自己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有钱人一起在做天使投资人。亚平和不下百十来个创业者谈过投资,对新技术眼光颇为敏锐,发现山姆和强尼的技术很有独到之处,但是因为山姆和强尼讲不清楚这种技术的具体商业前景在哪里,建议他们找一个精通商业的人制定一个商业计划BusinessPlan(关键之三,商业计划很重要)。IBM如果说还有什么对手的话,那就是美国政府司法部。在美国从来没有过国王,美国人也不允许在一个商业领域出现一个国王。当垄断产生以后,司法部就会出面以反垄断的名义起诉那个垄断公司。从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美国司法部和IBM打了十年的反垄断官司,两家最终于1982年和解。一般认为,这是IBM的胜利。但是,IBM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第一,IBM分出了一部分服务部门,让它们成为独立的公司;第二,IBM必须公开一些技术,从而导致了后来无数IBM-PC兼容机公司的出现。但是,硅谷却从不迷信权威。任何人要想在这里获得成功,都得真刀真枪地拿出真本事干出个样子。在美国很多地方,尤其是传统产业中,普遍看中甚至过于看重个人的经历(Resume)而不是做事情的本领。比如一个毕业生要想到位于美国东部的IBM华生实验室或者以前的贝尔实验室搞研究,必须出身于有些名望的实验室,有导师和教授们的推荐。(在日本公司更是如此)大公司雇用一个主管或者资深职务的员工,首先要看简历上的经验和头衔。这种做法当然有合理的一面,但是即使再真实的简历,也不免有夸大其辞的部分,更何况简历上的经历只是一个人以前做过什么而不是今后能做什么。在硅谷谋职,简历固然重要,但是个人的本事(包括和人打交道的软本领)才是各个公司真正看中的。由于每个公司产品的压力很大,同行业公司之间的淘汰率很高,硅谷的公司需要的不是指手画脚的权威而是实实在在干事情的人。硅谷几十年经验证明,那些初出茅庐能干具体事情的年轻人,可能比一个经验丰富但是已经眼高手低的权威对公司更有用。很多人向我抱怨过谷歌在招人时忽视以前的工作经历。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和大部分的硅谷公司一样,谷歌更相信自己的通过面试得到的判断而不是简历和推荐信,所以,在招人的时侯,总喜欢考一考。不管面试者名气多大,水平多高,过不了考试也是白搭。我的一个在美国顶级的计算机系当教授的同学,先推荐了他的一个学生来谷歌应聘,结果录用了。后来他自己来,谷歌要考和他的学生考的类似的题目,他反而没有考过,虽然我们很为他感到可惜,但是也没有办法。这位教授很不服气,对我讲,我的学生远不如我你们却要了,我发表过那么多论文,拿到过那么多基金你们却不要,说明你们的眼光有问题。我承认他讲的很有道理,但是,不能为一个人坏了规矩。从谷歌和Ebay以及无数硅谷公司成功的经验看,这种不迷信权威,公平对待每一个人的做法总体上是对的。它确实有时候使得公司和一位称职的权威失之交臂,但是使得硅谷的公司能更多地吸收新鲜血液,充满了活力。

公司的基因的决定作用如此之大,使得很多跨国公司都无法通过改变基因来逃脱诺威格宿命的厄运。这其实对整个工业界乃至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件好事。就像自然界的任何事物都是从生到死不断发展的一样,一个公司、一个产业也应该如此。人类的文明和技术是不断进步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只有清除掉阻碍我们进步的那些庞大的恐龙,才能为人类提供新的发展空间。从这个角度讲,一个昔日跨国公司的衰亡,也许是它为我们这个社会做的最后一次贡献。照理讲,药品是一个规模非常大的行业,应该有很多新的公司冒出来才对。但是,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人为造成了这个行业极高的门槛。根据FDA的规定,所有处方药和用于临床的医疗仪器甚至是治疗方法的临床试验,都必须得到FDA的许可,更不用说在市场上销售了。而这些许可证是极难拿到的,要进行无数对比试验并且要尽可能了解和降低所有可能的副作用。FDA的初衷很好,因为人命关天不能不仔细,但是这也使得小公司几乎无法进入处方新药的市场。其直接结果就是保护了原有的大公司利益和垄断性利润。(一种观点是,大制药公司通过FDA维护自己现有利益。)传统大的制药公司诸如辉瑞(Pfizer)和默尔克(Merck)的研究部门很像三十年前的贝尔实验室,一个科学家进去一干就是一辈子。而这些公司的高额垄断利润也养得起这些科学家。当然,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和官僚主义在里面也屡见不鲜。由于FDA的保护,创业的小公司要打破原有制药公司的垄断是件很难的是。这就是我们很难看到小的生物公司成功的原因。去柬埔寨做网赌硅谷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靠斯坦福大学多方位的支持。很多当今世界上IT领域的领头公司都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和教授创办的。它们包括惠普公司、思科公司、太阳公司、雅虎公司、Google(谷歌)公司、英特尔公司、制造处理器和工作站的MIPS和SGI公司、世界最大的显卡公司Nvidia、世界最大的视频电话会议公司Webex等,另外在非科技领域还有著名的耐克(Nike)公司。此外,微软的CEO史蒂夫-鲍尔默和前董事会共同主席JimAllchin也毕业于斯坦福。斯坦福在商业界和科技界创下的这种奇迹是世界上任何其它的一流大学都无法比拟的。为什么斯坦福大学能创造这样的奇迹呢?这要从它的发展、它的文化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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